2009年10月7日 星期三

聯合國今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公布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前天(周一)公佈一年一度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指全球 182個國家及地區中,以挪威與澳洲和冰島三地最宜居、非洲尼日爾( Niger)則比飽受戰火蹂躪的阿富汗更糟,敬陪末座。

HDI指數計算了各國人口的預期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等經濟及生活質素指標;不過,數據來自 2007年,即金融海嘯前的資料,意味受到金融海嘯重創的冰島,居民現今的生活水準,相較收集數據的時候,已經降低。即使如此,冰島人預期壽命長和致力教育,應有助防止冰島在來年排名暴跌。

UNDP並將指數排行榜劃分為四個階級,屬最高一級的國家及地區有 38個,第二級排 39至 83名。住在這個兩級別的國家或地區的居民,都有較佳的教育、壽命較長及收入較高。

HDI最高的 20個國家中,有 15個是歐洲國家,亞洲國家只有一個,就是排第 10的日本。排名第二高的亞洲國家是新加坡( 23位);香港僅隨其後,名列 24。

根據報告,中國是 182個地方中改善幅度最大的國家,在教育、收入水平及預期壽命都有重大改善,由去年 99位跳升七級到 92位,但仍然屬於第三階級的國家。報告也反映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改善步伐差距大,例如在最貧困的 24國,多達一半人口屬文盲,但中等指數國家只有 20%。

另外,阿富汗人預期壽命 43.6歲,比最長壽的日本人( 82.7歲)少近半。最有錢的歐洲小國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人口只有 3.5萬,但人均 GDP高達 85,383美元(約 66.6萬港元),最窮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只得 298美元(約 2,324港元)。

報告指出,儘管長遠來說,世界環境有長足改善,但「經濟不景、戰亂和愛滋病等問題,令許多國家近數十年發展受阻」。

路透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最佳定居地排行榜
排名: 1 國家:挪威  HDI值: 0.971 預期壽命: 80.5 人均 GDP: 53,433
排名: 2 國家:澳洲  HDI值: 0.970 預期壽命: 81.4  人均 GDP: 34,923
排名: 3 國家:冰島  HDI值: 0.969 預期壽命: 81.7  人均 GDP: 35,742
排名: 4 國家:加拿大  HDI值: 0.966 預期壽命: 80.6 人均 GDP: 35,812
排名: 5 國家:愛爾蘭  HDI值: 0.965 預期壽命: 79.7  人均 GDP: 44,613
排名: 6 國家:荷蘭  HDI值: 0.964 預期壽命: 79.8  人均 GDP: 38,694
排名: 7 國家:瑞典  HDI值: 0.963 預期壽命: 80.8  人均 GDP: 36,712
排名: 8 國家:法國  HDI值: 0.961 預期壽命: 81.0 人均 GDP: 33,674
排名: 9 國家:瑞士  HDI值: 0.960 預期壽命: 81.7 人均 GDP: 40,658
排名: 10 國家:日本  HDI值: 0.960 預期壽命: 82.7 人均 GDP: 33,632
排名: 11 國家:盧森堡  HDI值: 0.960 預期壽命: 79.4 人均 GDP: 79,485
排名: 12 國家:芬蘭  HDI值: 0.959 預期壽命: 79.5 人均 GDP: 34,526
排名: 13 國家:美國  HDI值: 0.956 預期壽命: 79.1 人均 GDP: 45,592
排名: 14 國家:奧地利  HDI值: 0.955 預期壽命: 79.9 人均 GDP: 37,370
排名: 15 國家:西班牙  HDI值: 0.955 預期壽命: 80.7 人均 GDP: 31,560
排名: 16 國家:丹麥  HDI值: 0.955 預期壽命: 78.2 人均 GDP: 36,130
排名: 17 國家:比利時  HDI值: 0.953 預期壽命: 79.5 人均 GDP: 34,935
排名: 18 國家:意大利  HDI值: 0.951 預期壽命: 81.1 人均 GDP: 30,353
排名: 19 國家 列支敦士登HDI值: 0.951 預期壽命: 86.8 人均 GDP: 85,382
排名: 20 國家:新西蘭  HDI值: 0.950 預期壽命: 80.1 人均 GDP: 27,336
排名: 21 國家:英國  HDI值: 0.947 預期壽命: 79.3 人均 GDP: 35,130
排名: 23 國家:新加坡  HDI值: 0.944 預期壽命: 80.2 人均 GDP: 49,704
排名: 24 國家:香港  HDI值: 0.944 預期壽命: 82.2 人均 GDP: 42,306
排名: 92 國家:中國  HDI值: 0.772 預期壽命: 72.9 人均 GDP: 5,383

註:人均 GDP以美元計算, 1美元=7.8港元

2009年10月6日 星期二

黃章晉:齊步,走!


 国庆60周年的大阅兵的分列式表演,其规模和严整程度上肯定世界空前绝后。我的意思是,即使在天安门以后还有类似的阅兵,将来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在规模上超越它的。除非中国出现一位特别喜爱阅兵的领导人——理论上,以长安街的宽度,我天朝完全可以排出规模比现在大四五倍的方阵来。据说,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就曾排练过千人以上的方阵。  
世界上像中国一样重视分列式表演,且水准可能与中国一较高下的,方今仅只俄罗斯、朝鲜而已。由于我天朝分列式正步流派与俄罗斯朝鲜不同,谁的更好看,留到后面再说,但就规模来说,中国的分列式每行25人,世界第一,朝鲜人以24人宽度屈居亚军,季军俄罗斯是每行20人,因为红场的宽度尚不及长安街,它不能排出更大规模的阅兵方阵。如有必要,以长安街的宽度,我天朝完全可排出每行40人以上的队伍来。当然,有人会抬杠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七?九大街比长安街更宽,但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比较适合搞出世界规模最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阅兵这样的事情,还是交给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合适。  
今天,特别看重阅兵的国家差不多都有点非民主的嫌疑,因为民主国家,老百姓也好、军人也好,似乎不懂得什么叫大局,什么叫集体荣誉,像法国、印度这些民主国家,虽然也年年搞阅兵,但显然只是出于一种历史惯性,咸与狂欢的味道越来越浓,不但动辄拉上友邦的军队一起散步,而且军犬、骡马之类的动物也一道上街。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指望能有钟表一样精准的分列式表演。  
至于分列式整齐与否威武与否,与一支军队的军威国威确实没什么关系,否则,中国军队就是天下第一,而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朝鲜军队则是世界第二了。但与中国进行过多次联合军演的俄国人看来,如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军队的水平只是世界二流的话,中国军队只能算三流水平。
被公认为世界上武备最强大最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基本上没有阅兵传统。虽然这些西方国家有些场合也有分列式表演,但最能展现分列式庄严威武风采的踢正步,在美国和英国,是被废止的,因为在这些国家,踢正步被认为有极权国家象征的嫌疑。正步又称鹅步(goose-step),是德国人的发明,源于普鲁士时代,希特勒时期把它发扬光大到了极致。而普鲁士人击败法国一跃成为头号陆军强国后,正步就成了后进国家军队必学的课程。不过,今天在德国,踢正步与行纳粹礼一道被法律所禁止。  
热爱阅兵时的分列式表演,确实在今天是非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不过分列式这种操练形式,现代的源头,只应当出现在真正的民主社会。——手边没有资料,分列式应当最早出现在冷兵器末期的瑞士,距今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因为分列式这种操练,很明显是为了训练步兵方阵使用的。手持长兵器、密集站立,能迅速转向、快步前进的瑞士步兵方阵,必须要用分列式这样的方式进行日常训练。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骑士一统天下局面被终结,我以为,瑞士方阵的作用至少不下于火药武器的出现。在当时,只有瑞士这种完全由身份平等的自由民组成的国家,才能发明出无坚不摧的步兵方阵,而在同时代欧洲的其他等级制国家,绝无可能出现有如许勇敢精神的公民,大小封建主和骑士也不可能接受平民成为战场主角。受瑞士步兵方阵的影响,欧洲才逐渐开始有了接近现代意义的步兵。  
如果再往前推,说罗马、希腊这样的国家当年也该有分列式,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种公民国家,密集的步兵方阵是其最显著特色,要发挥方阵的巨大威力,必须进行日复一日的训练。分列式的训练,恐怕是比刺杀动作更重要的训练科目,因为方阵的威力就在于组合成一个整体之时。
有意思的是,步兵方阵恐怖的巨大威力早在希腊时代,周边各个民族就有所了解,但他们多半只能雇佣希腊人,而无法自己训练出一支同样的军队出来,大约这也是因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野蛮人”多是临时被动员而来,虽不乏逞勇斗狠之徒,但作为一个集体,则根本缺乏必须的牺牲精神和纪律意识。类似的,瑞士方阵在欧洲横行数百年之后,才先后有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山寨版,虽然瑞士人战场上不打瑞士人,但雇主还是得硬着头皮不敢得罪他们,毕竟最好用的,似乎还是瑞士步兵方阵。瑞士的步兵方阵,几乎每个方阵都是乡邻,这种天然的感情纽带产生的战斗力,确实无法靠简单模仿产生。  
顺带说一句,CCTV拍的一部《复活的军团》,有意无意地将秦始皇的军队往欧洲的希腊/马其顿步兵方阵和罗马兵团上靠,仅考虑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必去追究其地出土文物上的大量意淫说辞,就很难让人相信,当时的中国存在这种与自由民组成的步兵方阵相似的兵团。中国历史上唯一在精神内核上与希腊/罗马及瑞士步兵方阵有些微接近的,可能就是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与曾国藩组织的团练,两者都是靠高薪组织同乡同村人当兵,本质上,戚家军和湘军都是典型雇佣军。在中国历史上要往前再追溯这种同类的士兵,或者还有东晋时期的由流民自组而成的北府兵,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秦始皇挨家挨户抓来的兵。本质上,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军队,即便有大批悍勇之徒,按希腊人对他们见过的一切东方军队的说法,还依然只是“一群由被恐惧所驱使的奴隶组成的乌合之众”。
回到分列式。在欧洲,战场上的主力由领主、骑士率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逐渐变成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人,或发轫于瑞士步兵,再经由瑞典人、普鲁士人、法兰西人的不断改进,才有了今天的样子,当然,其社会组织也在此过程中发生巨变,欧洲的封建制渐为君主集权所替代。而常备兵的操练之术,一开始就是分列式,只有分列式的严格训练才能消灭个体的差别,建立起集体感,使万人如一人。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没有分列式,便没有现代陆军,虽然分列式的实际战术意义早已不存,但培育纪律、集体、服从的功用却依然存在。  
中国人最早见识到西方的分列式,大约是林则徐时代,当时林则徐等人英夷无膝盖的印象,或许是初次见到欧洲军队分列式中走正步的缘故,稍早一点,马嘎尔尼等人晋京职贡,也见过我大清阅兵的军威,彼此都觉得对方可笑,我大清以为,夷狄无膝盖,可用竹竿将之捅倒,想必很难爬起,而英夷则认为,且不论我军装备之落伍,单我阅兵将士身上无用之物挂得玲琅满目,甚至有打折扇的,军队威仪丝毫不见,想必是一支乌合之众。  
以后的屈辱历史,便是一次次见识到洋枪洋炮和齐步走的威力。中国人学习走正步,比引进洋枪洋炮来得要晚了半个世纪,因为光引进武器不行,还得按照西法改造人,有史可查的阅兵有正式的分列式和走正步,最早应该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那是向德国人学的。  
也许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过了热爱分列式的时代,也不认为其有特别的象征意味,——经过纳粹之后例外,但对一切曾经落后挨打过的国家来说,分列式却是展现军威国威的最好工具,其功用与摩天大楼差不多。对中国这种“一盘散沙”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可惜的是,我红朝建军,基础是少数黄埔生的骨架加少广大农民,打胜仗靠的是革命化而非正规化,开国大典的受阅士兵最初不知操练分列式为何物,临时现学。中苏蜜月时期,全盘学苏联,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上下功夫不少,但毛太祖武皇帝本人山寨出身,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甚为抵制,中苏蜜月终结,中国军队便从其最接近现代化素质最高的巅峰迅速山寨化。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全世界站出来仪容最寒碜的军队,以往年年都搞的国庆阅兵,随着我军山寨化的时代大潮一并取消。  
顺带说一句,毛废除军衔制,让中国军队成为世界上穿得最皱皱巴巴的军队时,毛本人和身边的几位亲密战友的军装还是与其他人略有差别。至少毛、林在文革时期一身军装露面的场合,他们的军帽并不是软乎乎贴在脑袋上,而是不经意地在前端隆起,形成类似大檐帽的效果,如非刻意定做,那就是手下精心地仔细抚弄过一番。  
可怜我们从幼儿园时代起就开始学“1、2、1”都想长大后当兵流血牺牲的小屁孩,连电影里看到朝鲜人民军都羡慕得要死,按照我们当时的话说,人家看上去就特“正规”。影像世界里出现过的军队,只比中国军队略微正规一点的,是日本鬼子,最正规的,无疑是德国兵,他们不但正规得一塌糊涂,而且还特别“派”, 虽然也是鬼子,但没祸害过中国,所以是私下里崇拜喜欢的对象,——到今天,热爱“第三帝国”的中国人,恐怕要比德国总人口还多吧,至于美国,从不能给人很“正规”的印象,看上去松松垮垮,说美帝是“纸老虎”,我信。但苏军是继德军之后世界最“正规”,电影《卓娅》里我们见识过苏联飞机遮天蔽日、坦克布满原野的可怕场景,“解放军不可战胜”的话说万遍也比不过那一次直观印象。中国惩罚越南时,我们那距苏联边境仅几百公里,银行取钱的人排成长龙,人们疯狂储备干粮。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分列式时,世界各国军队“正规”排序榜立即倾覆。当时中国刚开始与外界恢复正常关系,电影院放映一冗长无趣的纪录片,从头到尾是各国民族特色队伍游行,当瑞士人出现时,所有打瞌睡的小男孩都如吸食了鸦片般振奋,片中瑞士人身着蓝色制服随着铁皮鼓表演分列式。当时我们真以为像大元帅一般华丽的制服是瑞士军队现在的装扮,啧啧称奇之余,暗叹我天朝军队何时能也正规一回,也能像瑞士人一样走操。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世界最正规”的头衔给了瑞士这个“无害”的小国。
中越战争后,我军终于换装,于我等热爱战争的少年,其欣喜若何?然后有了1984年的大阅兵,真是盼我军威国威盼了十来年啊。记得当年《兵器知识》“供借鉴但不代表我们认可其说法”地转载《简氏防务周刊》的评论文章时,对英国人对我军常规武器过时的说三道四非常愤怒,心说,等着罢,就你英国这种过气的二流国家,收拾了美国之后自会顺带收拾你们的。  感谢CCTV,我是打那时起,才知道以前有过阅兵,才知道我军原来军威过,而我国原来国威过。而且曾威了超过十年。  
再然后,有了国旗班。这差不多是全世界走操最庄严精确的团体了,因为红场列宁墓和当年第三帝国的警卫旗队钟表一样精准的走操已成历史。得感谢国旗班,太阳-天安门-毛这三位一体,在毛空缺了二十几年之后,天安门莫名其妙地还作为国家的图腾出现,搞得我国还像个神权国家,而没有多少党国的意味。有了国旗班的分列式,在CCTV之类宣传窗口,国家的图腾才逐渐终由天安门悄然向国旗过渡。——想想看,如果没有国旗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了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他们该以何方式表达自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呢。  
某些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国家确实值得自己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东西不多,而让你感到沮丧的愤懑和压抑的东西却无处不在。这个国家拿得出手的,让你骄傲自豪的东西,而且是其特有的,恐怕就是盛大的阅兵了。是的,只有中国才有可供阅兵之用的最宽阔的街道,只有中国政府才愿意为了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全心全意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打磨出世界上最好的分列式——让人民在电视上看见它。
以我个人的审美观,我认为中国的分列式是有史以来最庄严最美的。它自成流派的步伐、步速、姿势最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庄严大方不失洒脱利落。苏联人的步速动作明显大过中国,双手垂直,踢正步时,身体会前后微微晃动,有跳跃感,固然行走起来有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但这种姿势行进,要保持整齐殊为不易,而其源自欧洲骑士傲慢传统的抬着脖子的姿势,在中国人学来,会显得格外滑稽。朝鲜人学的是典型苏联流,个小、短腿的缺陷使得朝鲜军队行进时,丝毫没有那种舒展的感觉,看上去一跳一跳,走得慌慌张张。纳粹德国的正步手臂摆动幅度接近中国,步伐动作稍大于中国,看上去是除中国之外最舒服的。  
在我看,中国阅兵最大的问题甚至是致命问题在于,它在长安街上行进。长安街及其周围建筑的尺度,几乎都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的。天安门城楼是适合看群众游行的地方,它的高度、尺寸,让人像是阿兹特克人的祭坛,它适合半人半神的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蚂蚁一般走过的迷狂的人海,然后是孩子们跑到祭坛下仰着头欢呼献花。  ——当然,上面的最好也是能在此时满面笑容地挥舞着帽子,向下面的人民致敬的伟大领袖,而不应当是像日本人开发的机器人一样,表情AI只有几行程序的首长。  
只要认真想一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分列式,就是件极其滑稽可笑的事情。检阅者在那么远的距离,根本看不清走过的士兵的脸孔,看不清我军的威仪。——虽然首长们看到女兵方阵走过时,一张张紧绷的脸纷纷绽放出笑意,但请放心,他们远不如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他们只能通过服装和身姿看出是女兵,仅此而已。有一天技术发达了,弄一群机器人在长安街上走过,站在上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当然,被检阅者也根本看不清上面的人是谁。  
事实上,由于放在这个不适当的街道行进,现场没有一个人真正处于最能感受到军队行进中那种气势和力量的位置。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的镜头,也统统是大角度俯视的。如果说这种角度能展现一支军队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我深表怀疑。中国阅兵式最缺的要素恰恰就是压迫感、力量感。只要是在长安街上阅兵给天安门上的人看,就是每行站100个兵,它也显示不出那种凛凛的力量来。
回过头来看《意志的胜利》中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阅兵。以现代的标准看,元首检阅的分列式非常山寨,且不说远不如我军整齐,就规模而言,限于街道宽度,每行只有12人,就是这样的宽度,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在穿过街道的门洞或在街道转弯时,队列还要收缩一下。但元首是站在路边的奔驰车上,这个高度只比行进队伍高半人,处于一个与被检阅者互动的最佳距离。至于一般的围观群众,由于处于极近的距离——片中最远的围观者也比天安门城楼那个位置更近,不消说,他们在现场感受到的那种凛凛气势,要比我们通过电影看到的强过百倍。  
当然,像元首这样浑身带有魔力的人,天朝体制并不出产,我天朝较容易大规模制造勃列日涅夫同志这样的领导人,那么退而求其次,红场列宁墓那样位置也是个很好的检阅位置。甚至不追求或没有能力与被检阅者互动的领导人,就该在那个距离、那个高度检阅。  
公允地说,苏联/俄罗斯的阅兵式,虽然其整齐程度明显要逊于我国,方阵规模更是明显缩水一号,但观感上其气势则远非我军能及,实在不是我军威国威本身不如,乃是角度和距离的问题。任何队伍拿到长安街上遛遛,都渺小得没有丝毫气势了。至于元首在纽伦堡检阅的那支威风凛凛的袖珍军队,放到长安街上,恐怕会显得马路空旷得太别扭。
话说回来,我天朝举世无双的分列式,仔细推究起来,原本就不是要展现给谁看的。当代法国、印度之类就不必说了,甚至在纽伦堡,由于元首和纳粹是如此得人心,老百姓都可以在马路边上、自家窗户上随便看,而我们的阅兵,就像火炬传递一样,虽然声势浩大,不惜倾尽举国之力,但除了天安门城楼那些看不清分列式的人,其他中国人甚至看到的只是延迟了30秒的“现场直播”,本质上,说它更是一次体现这个国家某种必要的规格、资格、待遇的仪式,也许更合适。如果这场盛大的阅兵式,完全由电脑特技制造完成,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点遗憾都没有的。  
而对我这样一个真正的分列式爱好者来说,如果10年后,没有抬着五块画像的游行队伍出来前的阅兵式可看,多少是件遗憾的事情。  
祖国,万岁!  中国、俄国、朝鲜,齐步,走!

附:送给国庆阅兵爱好者们一段伟大元首纽伦堡阅兵视频
(视频背景音乐与纳粹无关,地点非柏林,系纽伦堡)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4NDE5NjA=.html

2009年10月5日 星期一

傅国涌:六十年,装修时代梦将尽


在鲜花、笑脸和举国媒体的众口一词中,盛典正大张旗鼓地展开。60年,一个甲子,多少的生生死死、荣荣辱辱,多少民族的苦难,多少次的浩劫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60年来,这片大陆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蜜罐之中,绝对权力充满了荣耀的光环,一切都因着它的恩赐,一切都是它的创造,它无所不能、笼罩全地,它主宰万物苍生,生杀予夺,并用一切大话、谎话、极尽好听之能事的好话装饰起来,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地重复,谎言重复一万遍,于是就自以为成了绝对真理,至少在愚昧者眼中看为真理。
60年,一个王朝的60年庆典越来越近了,举世罕匹的阅兵式,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起来的那种热情,都将铺开。王朝将骄傲地展示自己60年来的成功,60年来的辉煌,60年来的无往不胜,60年来的一贯正确、继续正确。在绝对权力的手里,历史真的像一团柔软的面粉,可以随意拿捏。60年来,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这个王朝经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风,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鲜花遮蔽起来,都被油彩涂抹了。其实,作为一个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早已走过了高歌猛进、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真理在握、代表着历史正确方向的时代,只剩下了装修,利益驱动之下的装修冲动。今日的权力集团可以称为史上最强大的装修公司,具有超级的装修能力,什么都能装修,也把装修当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简而言之,这几乎就是一个可以用装修命名的时代,历史被精心地装修,现实正一天天地经历着装修,政治生活中满是装修,私人生活也处处在装修,人的本性经过装修,常常变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古老的大陆在修装中悄无声息地沦陷,我禁不住产生一个问号:装修,装修,在装修中生,也将在装修中死吗?
盛典,就是要通过展示自己的高、大、全,来展示自己的无限风光,在向大众显示统治的威严和不可挑战同时,向外部世界显摆武力、国力和人多势众,极权主义的心理总是要通过这样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强大,相信自己的稳定,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垮下。总之,就是要不断以这样的仪式来自我确认,证明权力的在手。这样的盛典说到底只是一个装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面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罢了。
60年,很长,也很短。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60年几乎就是接近一生了,60年,一个不遵从文明规则的统治集团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灵,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毁坏多少文明,可以将一个庞大的民族翻几次烙饼。在漫长的编年史中,60年有时只能算一个零头,60年确乎太短暂了,如果没有足以引为安慰的制度建设,没有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幸福,没有值得在未来夸耀的创造,在文明的尺度之下,60年完全可能只是一支插曲,一个过渡时代而已。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归根结底不是掌握至高权力的人任意书写的,一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即使装修得多么漂亮,在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堆粪土,它将被一层层揭穿,让后人看见其中的糜烂和平庸。历史的审判也许来得太晚了,在一个资讯如此现代化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代,用不着等待历史事后的审判,就在权力致力于装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洞穿一切鲜花、谎话和大话,在可诅咒的地方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60年来,不断地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留下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提交给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证词。这些声音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并不依附于王朝的生命,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屈从于骄横的权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他们在鲜花中看见骷髅,在盛世中看见朽坏,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见衰微和凄凉。更重要的是他们总在为这个民族寻出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内心真实的亮光。

1959年,红色王朝10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许多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书长、东北总支部主委,他是1948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8个人之一,其他7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可见他那时在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力。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1949年3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8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半年内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受到海内外的重视。
周鲸文这本38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10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地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10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冒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这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 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划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与那些转眼烟云的口号、文件不同,这些细节将永远活在历史的深处。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像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1979年,以“敢言”闻名的记者陆铿,应胡菊人之约,为《明报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写下一篇万言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此文被称为“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一经刊出,即引起轰动,台湾方面认为是了解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军方及时印发给军官阅读,美国国务院都来打听作者是谁。当时,陆铿初到香港,家人都还留在大陆,心有余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陈棘荪”。即使化名,他还是担心因此遭打击报复。结果传来消息,此文被邓小平看到,金口玉言说:“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陆铿回忆录回首生平,对这一幕记忆犹深。
文章说,三十年的岁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泪”。“为什么共产党还不垮台呢?这是因为当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可与中共抗衡的政党了。……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在大陆还有不少人对邓小平存着一定的希望。”陆铿对于镇压民主墙运动深感失望,“北京民主墙这把火,是大陆这个弥漫着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会主义沙漠中难得找到的一小块绿洲。……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尚未被毛泽东毁灭的一点象征。……这难道不正是邓大人所应该珍视的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邓的局限:“邓小平虽然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还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东西,渗透了他的灵魂。对于毛泽东的胡搞一气,他是反对的,但对于共产党的一套,他还要坚持。”邓在1989年的抉择可以为他的判断做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陆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走后门”现象,和只求保官位、为自身牟利的庞大干部集团,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实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和中共坚持四个原则的矛盾。即民主和专制或曰独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支配今后大陆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共领导层。随着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灵活运用,矛盾将时而尖锐,时而缓和。”这一判断,时隔三十年仍不失现实意义。

1999年10月1日,76岁的李慎之写下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以及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祈求,就是实行民主。他希望掌权者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议会民主,他认为条件已经“烂熟”,也是中国最理想的前途。
此时,红色王朝已经褪色,如果说50年前周鲸文出版《风暴十年》时,那还是一个鲜红欲滴的时代,到30年前陆铿写下《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时,红色依然但已渐渐干枯,等到10年前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红色已变成了灰色,王朝所标榜的“主义”已是挂羊头、卖狗肉,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书,两篇文章,穿越10年、30年、50年这三次盛典,一次次击穿了盛典的华美、堂皇和雄壮,击穿了权力用意识形态谎言和刺刀精心装饰起来的层层彩雾,击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经问世,无不洛阳纸贵,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说出了许多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勇气,而他们正好将这些郁积在人心深处的话公诸了传媒。
历经多少年的风雨剥蚀,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里,散发着青铜的幽光,一次次将一个自以为是的王朝、将那些以为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每一个读者、每一次的阅读,都是它们的复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对王朝的一次鞭挞。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这是现实的审判,这也是历史的审判。
60年来,从周鲸文到陆铿到李慎之,我们可以发现,王朝10年盛典时,将真面目揭开,呼吁中国人重新举起民主旗帜的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30年盛典时,直面现实、说出真话的是一个出身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共产党监狱里熬炼过的新闻记者。他们本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这样的认知,做出这样的见证并不奇怪。等到50年盛典时,站出来的却是一生追随共产党,在这个集团里成长起来、曾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位的李慎之,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经历,他的体验,他在这个体制内部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哪怕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掌权者怀有好感,他的真话却更有份量,更具杀伤力和感召力。
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时间的变化,1959年周鲸文的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传,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完全被挡在了外面,没有在本土产生应有的影响。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陆铿的文章在香港发表,也很难传进大陆,在最值得看到的读者那里引发巨大的共鸣。等到1999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联网,方便的复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处流传,许多老人为之泪下,许多年轻人为此激动。掌权者虽然懊恼,却也没有对他怎么样。毕竟是灰色的时代了,一个体制内的反省者,可以凭良心说真话,而且也不会因此招来莫测之祸。这是1979年、更是1959年所不能想象的。
离开李慎之老人在北京的一盏孤灯之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日,又是整10个年头了,李慎之已在6年前告别人世,带着未尽的心愿。他没有看到这个灰色王朝的落幕,没有看到他经过无数千回百转的人生忧患,在绞肉机里绞过,终于想明白的民主价值在中国初步确立,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值得欣慰的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最终是否给这个古老国家带来命运的转机,还不能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进程中,互联网是目前可以依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王朝早已察觉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所以才建立了庞大的网警,建立了试图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金盾工程”,试图以网络防火墙将自由的信息隔离在墙外。
令人忧虑的是,在李慎之身后,掌握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急剧膨胀,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救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无暇顾及了。面对此起彼伏不满的声音,胡萝卜、大棒齐飞,利益收买和秘密警察、镇压机器并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门紧紧关闭,社会的繁华表象之下处处隐藏着危机,社会的正气一天天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让它无法转身,只能坐等末日的来临。除了做些修修补补的装修工作,灰色王朝已经力不从心。或许有人把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归功于这个王朝,即使不计算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心态支配下,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那也只是王朝为社会松绑带来的自然结果,本质上还是获得经济机会的民众自身的创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王朝轰然倒塌的时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天总要到来,早晚而已。我只知道,人比王朝更宝贵,每个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个王朝的生命更宝贵,王朝的这一页注定要翻过去,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于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于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