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多博士 校園多官痞

內地官場流行年輕化、專業化，很多官員即使不學無術，也想方設法弄上一頂博士帽，為自己的仕途晉升提供敲門磚，而大學校園的教授們則挖空心思要謀一官半職。官場多博士，校園多官痞，成為中國一絕。

以敢言著稱的中國人民大學學者紀寶成日前表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校園，而是在官場。」一語驚人，但也是一針見血。從目前中國官員的簡歷看，廳級以上官員頭戴博士帽的比比皆是，喝過洋墨水的也不在少數。據內地媒體透露，重慶區縣黨政一把手中，大約有一半在攻讀博士學位，官方喉舌動不動就將這些官員稱為「學者型官員」，但有多少博士是真材實料，又有多少「洋博士」能說流利的英語呢？

最明顯的是，深圳前任市長許宗衡，為了使自己的簡歷更加「賞心悅目」，含金量十足，於是搞了個「美國國際東西方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學習」的證明。但經好事者考證，美國國際東西方大學居然沒有經過美國教育部認證，這所大學甚至連英文網頁都欠奉，而所招的學生則清一色中國籍。許宗衡足不出戶，就搞了一個「洋文憑」，的確發人深省。

同流合污 相得益彰

中國官員的博士帽，多是從政之後利用權力交換而來，課是秘書去聽的，論文是秘書寫的，只有簽名是官員自己簽的，這些官員個個泡桑拿、上夜總會，夜夜笙歌，哪有時間鑽研學術？他們很多人甚至連博士論文都看不懂，遑論博士水平。甚至有的官員連正式的大學畢業學歷都沒有，卻能一帆風順地戴上博士帽，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教育腐敗與官場腐敗同流合污、相得益彰，已成為官場的潛規則，學位的授予變成了學術與權力之間的交易籌碼。官員以權力謀學位，學術以權威謀資源，大家心安理得，各得其所。另外，在內地大學校園中，部級校長、廳級院長、處級教授的頭銜滿天飛，但凡教授、博士導師，都要弄個官當當，由此才能顯得威風八面，官樣十足。

所以，在官場大家比的是誰有博士帽，在校園大家拚的是誰的職位高，學術官僚化積重難返。正因為如此，中國高校很難出現大師級的人物，而中國官場也絕少見到有口皆碑的領袖。

官員學歷造假，既是社會問題，也是個人品質問題，如果一個人敢用假學歷欺上騙下，一旦他登上政治舞台，難免會以假政績來造謠惑眾。但沽名釣譽者，往往也難有好下場。就像許宗衡，挖空心思搞得的洋學歷，並沒有成為其保護傘，東窗事發，照樣落網。

官場多博士，校園多官痞，並非國家之福。當局提拔官員的時候，對那些紙上博士應驗明正身，一旦發現涉嫌造假，應就地免職，絕不姑息。

《東方》- 神州觀察

另類經濟指標 比較全球購買力

麥當勞巨無霸漢堡包，不但可以飽肚果腹，還可以作為另類經濟指標──巨無霸指數（ Big Mac Index），讓經濟學家和政府計算貨幣購買力，計算兩種貨幣滙率是否合理。巨無霸指數是由英國《經濟學人》財經雜誌於 1986年提出。《經濟學人》編輯選擇使用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包作為經濟指標，只因巨無霸在全球多國都有供應，而各地製作規格相同，由當地麥當勞的特許經營商對材料議價，令到巨無霸指數能有意義地比較各國貨幣。

一個巨無霸　肯雅人工作 158分鐘
兩國巨無霸的購買力比較，是將 A國巨無霸以當地貨幣價格，除以 B國巨無霸的當地貨幣價格，得出的結果值，跟實際滙率比較，若低於滙率，則 A國的貨幣滙價被低估；若高於滙率值， A國的貨幣滙價則被高估了。以去年 7月美國的巨無霸賣 3.57美元為例，英國的巨無霸賣 2.29英鎊，購買力平價滙率為： 3.57美元/2.29英鎊=1.56，即 1英鎊兌 1.56美元。但當時實質滙率是 1英鎊兌 2美元，意味英鎊被高估了 22%。

瑞銀財富管理研究其後將巨無霸指數的應用面，擴大到某國的工人要工作多少工時才能買到一個巨無霸漢堡包，令人以更實際方法得知上班族的購買力。瑞銀今年 3月公佈的巨無霸指數，以芝加哥、東京和多倫多市的上班族購買力最強，只需工作 12分鐘，遠低於平均數 37分鐘，就可賺夠錢買一個巨無霸；非洲肯雅內羅畢（ Nairobi）人購買力最低，要工作 158分鐘，才能買到一個巨無霸。

巨無霸指數看經濟

－最昂貴－
挪威　 售價： 5.79
瑞士　 售價： 5.60
丹麥　 售價： 5.07
瑞典　 售價： 4.58
歐元區　售價： 4.38

－最實惠－

斯里蘭卡　售價： 1.95
泰國　 售價： 1.86
中國　 售價： 1.83
香港　 售價： 1.71
馬來西亞　售價： 1.70

註：今年 2月 4日售價，以美元為單位

買巨無霸所需工作時間

城市：東京（日本）　分鐘： 12
城市：倫敦（英國）　分鐘： 13
城市：紐約（美國）　分鐘： 14
城市：香港（中國）　分鐘： 14
城市：悉尼（澳洲）　分鐘： 14
城市：巴黎（法國）　分鐘： 20
城市：台北（台灣）　分鐘： 20
城市：北京（中國）　分鐘： 44
城市：耶加達（印尼）　分鐘： 136
城市：內羅畢（肯雅）　分鐘： 158

註：瑞銀於今年 3月的數字

本文連結：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1028&sec_id=15335&subsec_id=2756&art_id=13358313

中國網民攻佔「柏林牆」

下月 9日是柏林牆倒塌 20周年，德國官方將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出人意料的是，為紀念這一日子而設立的「網絡柏林牆」（ http://www.berlintwitterwall.com/），近日已被中國網民攻佔，要求推倒「 GFW」（ Great FireWall的縮寫，即中國官方進行網絡審查的「長城防火牆」）的中文留言鋪天蓋地。

聲討「 GFW」網絡審查

「網絡柏林牆」設立的本意正是讓網民分享對柏林牆倒塌的感想，並指明還有那些牆必須推倒才能讓世界更美好。結果，飽受 GFW之苦的中國網民群起響應，自上周五開始，「網絡柏林牆」儼然成了聲討 GFW的中文留言板，被稱為 GFW之父的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也因此「名揚」西方。

中國網民攻佔「網絡柏林牆」，受到西方傳媒關注。《柏林早報》（ Berliner Morgenpost）引述「網絡柏林牆」的創辦人海因（ Carsten Hein）表示，對中國網民的活躍感到既吃驚又高興，「我們很高興能夠成為來自中國的民眾抗議活動的平台。」加拿大《環球郵報》（ The Globe and Mail）報道，自周一晚開始，「網絡柏林牆」在中國已被官方封鎖，該報呼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拆除防火牆。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次與外界的網絡溝通，正是在北京與德國之間進行。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的資料顯示， 1987年 9月，北京市電腦應用技術研究所向德國學術機構發出了中國的第一封電子郵件，這封郵件寫着「越過長城，走向世界」，以彰顯中國研究人員的雄心壯志。

「長城」阻網民走向世界

諷刺的是，中國科研人員在研究網絡技術上的最大成功，竟是築成了阻礙中國網民走向世界的防火牆「長城」。在中國民間傳說中，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凄凉悲壯。那麼，在網民的怒吼聲中，長城防火牆還要多久才會倒塌？

《蘋果》論盡中國-李平

貧富懸殊甲天下 先富何曾幫後富

貧富懸殊已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矛盾的主要根源，弱勢群體呼籲盡快調節收入分配，但在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有關方案至今難以出台，當局如何平衡各階層利益將面臨重大考驗。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最貧困人口，只佔全國收入或消費份額的百分之四點七，而佔總人口兩成的最富裕人口卻佔到五成的收入或消費份額。今年，中國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的堅尼系數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約為零點一七，猛升至今年的零點四八，已達到危險程度。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中國最高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之比達到十點七倍，而美國為八點四倍，俄羅斯為四點五倍，印度為四點九倍，日本為三點四倍。

這些驚人的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比美英「萬惡的資本主義」更加不平等。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官員像大款，農民像難民。這些都成了中國現實的形象寫照。更有人笑談，從中國西部到東部的歷程就像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過程。地區差別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鄧小平當年提出「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幫助後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個設想的確很美好，但實際上行不通。先富起來的，大多是有關係的貪官污吏、官宦子弟和黑惡勢力，他們先富起來後，早早將財富轉移到海外，加拿大溫哥華出現「中國二奶村」便是最好的明證。只有絕少數先富之人能夠真正像鄧小平提倡的，幫貧助弱，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當局被先富階層所挾持，權力被財富所綁架，出台的政策及其利益流向大多偏向先富階層。先富階層可以通過代理人，或提供贊助費，或控制輿論去影響各級政府的決策，甚至利用政府資源殘民以逞。事實上，先富階層非但沒有幫窮者富起來，反而「幫助」他們繼續窮下去。
在內地的現實生活中，窮與富處於根本對立狀況。富幫窮，從個體上來說有可能，但從總體上看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沒有窮，哪有富？關鍵是政府在窮富之間持甚麼樣的立場，一味偏幫富人，打壓窮人，將會失去執政的合法性。

目前，中國貧富差距擴大，已經使社會階層產生斷裂，中下階層民怨滔天，各地群體性事件風起雲湧，給當局敲響了警鐘。當局如果繼續置若罔聞，坐視不理，再怎麼維穩都是徒然。

《太陽》華夏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