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天齊：我對韓寒的看法

第一次读《三重门》时，我在上初中，那时有人讨论“韩寒文化”，我就觉得很奇怪。从纵向来说，非科班的才子墨客古来有之，要命名这种文化，恐怕轮不到韩寒。从模向来说，韩寒有选择任何成长方式的权利，其他每个人也都有这种权利，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尽管如此，当时社会对韩寒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其中讨论最广的，应算央视在2000年做的一期《对话》。现在不断有人问我对韩寒的看法，于是我把这期节目找出来，对比现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观察其中的滑稽与失衡。

十年前，我觉得这个节目很不光彩，满口的仁义道德，字里行间都是吃人。十年后，我怀疑这是央视当时有意为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衬托韩寒是一个难得的合格人类。

十年前的社科院博导陈晓明，认为韩寒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十年后，在陈晓明不遗余力地歌颂祖国时，韩寒却成长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十年前的华东师大教授陈永明，认为社会应该把握韩寒、拯救韩寒。十年后，社会已把无数学生把握成了房奴，而韩寒却在拯救社会。

十年前用来歌颂中国教育制度的黄思路，被主持人得意洋洋地请来反衬韩寒。十年后，黄思路跑路去了美国，而韩寒却在影响中国。

十年前那个会用“ICQ以及OICQ”的麻花辫妈妈，认为韩寒是只幼稚的土鸡。十年后，她随着ICQ和OICQ一起消失在人海，而不用聊天工具的韩寒却有公共话语权。

十年前那个司法学校的学生，认为韩寒的自由是“太过分了”。十年后，他这批学生大概走上了工作岗位，结果司法没有自由。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许叫贾连春。

十年前那个“孩子喜欢昆虫”的父亲，庆幸自己坚决不让孩子研究昆虫。十年后，一代孩子的儿时梦想毁灭了，他们开始在泪水中嫉妒韩寒，愤恨命运不公。

十年前那个说“韩寒记仇”的人，认为韩寒的讽刺是一种报复。十年后，韩寒用他的成长，让上面的每一个人贻笑大方，不妨说他确实记仇吧，他分分秒秒都在报复。

要我说，社会宽容度如此之低，就说明这社会欠折腾，每有韩寒这样的人出来赏它一耳光，它就能长进一点。中国特色主流文化，无非就是对货物模式的追求，对个体权利的忽视，以及对不同声音的镇压。韩寒没有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个狠人，用他的行动生生把这荒唐制度撕开一条口子，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尊严。

我没有资格评论任何人，只有时间才有资格，这期节目跨越十年所展示的诸多丑态，正是时间对韩寒的最生动评价，这就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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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權力大洗牌

阿聯酋位置及七個酋長國

全球第一高樓杜拜塔揭幕，這幢摩天大樓原本是阿聯酋杜拜繁盛興旺的象徵，但一場金融海嘯卻令杜拜經濟遭受沉重打擊，以至於無力償還數以百億美元的債務，若非阿聯酋之首阿布扎比及時拋出救生索，杜拜塔的揭幕儀式能否如此風光還未可知，杜拜執政者馬克圖姆主持落成典禮時、宣布以阿聯酋總統兼阿布扎比酋長哈利法的名字給大樓命名，似乎並非出於偶然。

對甚麼也要追求第一的馬克圖姆來說，突然將全球第一高樓改名為哈利法塔，與其說是無地自容，倒不如說是忍辱負重。在世人眼中，全球第一大樓所代表的驕人經濟成果，經金融海嘯後已大為失色，隨着靠巨額借貸實現高速發展的歲月告終，杜拜也得面對現實逐步清理債務，唯一有能力替杜拜「埋單」的就只有阿布扎比，馬克圖姆將杜拜塔改名為哈利法塔，總算有點自知之名。

阿布扎比為杜拜提供貸款，讓杜拜得以暫時保住「有借有還」的信譽，但杜拜與阿布扎比之間存在着競爭，阿布扎比會否向杜拜旗下的公司和物業打主意，各界無不議論紛紛，但誰也想不到，馬克圖姆竟會拿全球第一高樓的命名權「報恩」，杜拜財政狀況有多惡劣，由此可看出一點端倪。

杜拜為了打破石油資源快將耗盡的困局，力圖吸引外來資金加速經濟發展，銳意發展成匯聚各方人士的城邦，杜拜彈性開放禁酒令等便利外商措施，難免令回教保守派人士為之側目。雖說阿布扎比與杜拜互相競爭，但兩地執政者的祖宗均屬巴尼亞斯部落，所謂血濃於水，阿布扎比見杜拜有難總不能袖手旁觀。

再講，杜拜無力還債，自會危及阿聯酋信譽，而杜拜擁有的珍貴資產和物業也可能因此落入那些虎視眈眈的債權人手中，如杜拜經營的港口和航空業務等，這對阿聯酋百害而無一利，阿布扎比拋出救生索顯然是為大局着想。

無論阿布扎比會否趁杜拜財困乘人之危，馬克圖姆將杜拜塔命名哈利法塔，也無形中將杜拜的興衰與阿布扎比納哈揚家族的名聲連在一起，阿布扎比想要收回救生索似乎要三思。馬克圖姆將世界第一高樓之名拱手讓人，浮華夢醒的杜拜民眾相信也不會太過介意。

東方《世界視線》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00106/00192_001.html

杜拜報答阿布扎比注資解困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00106/00180_001.html

兄弟酋長國 恩怨近兩世紀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00106/00180_003.html

示威目標何以轉向中聯辦

今年元旦遊行，泛民選定中聯辦作為遊行目的地，而不是政府總部。年輕人衝擊的對象，亦轉向中聯辦。日後七．一遊行，說不定由維園出發走到中聯辦去。泛民支持者之所以作這決定，皆因中聯辦的存在，客觀上代表中國已經撕毀高度自治承諾。

現時中央政府在香港有三幢辦公大樓，一幢是位於堅尼地道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這龐大的安排是合理，因為香港仍有不少總領事級外國使館，而香港亦有不少像筆者般沒有中國國籍的人，需要在香港辦理簽證進入中國本土。另一幢是添馬艦的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以往英軍駐港時都需要一幢大樓，那解放軍需要相若樓面辦公也是可以理解。

但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中聯辦，還要整幢辦公大樓就很奇怪，因為以往新華社香港分社扮演中國駐香港使館角色，不少職能在九七後已經移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駐港解放軍總部去，而特區政府既是中央任命，很多聯絡工作亦可由特區政府直接辦理，中聯辦編制如此龐大，還有各區辦事處聯絡各路人馬，在真正落實港人治港情況下，實屬不可思議。

事實上，由曹二寶提出「第二管治班子」論開始，加上中聯辦公然操控香港各級選舉的情況，令人看到中聯辦變成了類似大韓帝國被日本?併前，簽署一九○五年《乙巳保護條約》後的韓國統監府，亦即朝鮮總督府的前身，表面上大韓帝國政府仍然存在，事實上就由韓國統監府指指點點，先拿了外交權和財政權，後來連司法權也歸於韓國統監府，最後乾脆連大韓帝國這名號都不要，直接將整個朝鮮半島歸成日本一個省。是不是中聯辦也是韓國統監府的翻版？

正由於香港政府越來越像一個傀儡政權，越來越不像在外交、國防之外，香港享有內政上的高度自治，香港人亦看穿了北京這套把戲，所以現在香港人就將普選以至其他各方面訴求，直接向中聯辦反映。如果北京真的履行高度自治承諾的話，請大幅裁撤中聯辦的人手和經費，只限少數北京和香港之間必須溝通的事務，才由他們協助協調，否則香港人不會相信真的有高度自治。在一百年前，大韓帝國高宗都曾派密使去荷蘭抗議日本人透過韓國統監府搞假自治，難道香港人不比當時的韓國人聰明？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105&sec_id=4104&subsec_id=15337&art_id=13593336&coln_id=6954183

虐人又自虐的婚姻

虐人又自虐的婚姻　．林沛理

一夫一妻制在合法化男女交媾的同時，也一併將嫉妒和佔有慾提升為值得表揚的善行。

一向以「忠於家庭」和「熱愛家庭生活」的「住家男人」（family man）形象促銷產品而大受廣告商歡迎的高球天王「老虎」伍玆（Tiger Woods），自婚外情曝光之後把自己隔離起來，擺出一副「痛定思痛」和「靜思己過」的姿態，並向公眾發表道歉聲明。在一個由電視台、小報與狗仔隊兼任道德警察的社會，大名（fame）與惡名（infamy）、名人（celebrity）與罪人（sinner）從來就只有一線之差。任何人兼備名人與罪人的雙重身份，必然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寵兒（media darling）。難怪伍玆的風流韻事越揭越多、越揭越臭，他的「人氣」卻不跌反升。

其實對伍玆這類一方面長期在壓力下生存，另一方面又「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天之驕子來說，縱慾自有其難以抗拒的邏輯和誘惑。你若要相信這類人會為妻子「守身如玉」，便必須像看無線的電視劇或者好萊塢的電影一樣，抱著一種「願意暫時信以為真」（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遊戲心情。不管稱之為義憤填膺的「通姦」，還是帶點浪漫色彩的「婚外情」，這種行為若真的是罪過，就是一種大多數人只要有機會都會犯的罪過（a crime of opportunity）。一夫一妻制（monogamy）既是人類偉大的發明，以及一股穩住社會的重要力量（stabilizing force）；但同時又令現代人更難從性當中得到真正的愉悅和滿足。

英文有「bitter wisdom」一詞，形容一種從痛苦經歷與難堪遭遇提煉出來的敏銳與睿智，接近張愛玲所說的「心酸眼亮」。婚姻是何等痛苦的經歷與多麼難堪的遭遇，從有關婚姻的名言雋語之多，以及從這些所謂妙言妙語（quotable quotes）咀嚼出來的苦澀和滄桑，可見一斑。的確，古今中外的騷人墨客、名士大儒，很少在這個題目上無話可說。他們對婚姻的論說，或令人叫絕，或叫人噴飯；或道盡做人妻子之淒涼，或說破為人丈夫之慘烈；大多是對婚姻作為一種人類行為與社會制度的含蓄批判（implicit critique）。

當張愛玲說，沒有愛情的婚姻等於長期賣淫，她揭露的是妻子的首要責任是要為丈夫提供性滿足；婚姻可以沒有愛情，但不能沒有性。的確，婚姻之所以沒有像恐龍那樣被時代淘汰，它的持久力（staying power）與它的功能性/性功能是分不開的，那就是它替人類其中一項最基本的需要——性慾——找到最穩定、最可靠和最方便的滿足。

可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合法化（legitimize）和常態化（normalize）男女交媾的同時，也一併將嫉妒和佔有慾人類這兩大劣根性和惡癖，提升為一種值得表揚的善行和美德；並美其名地稱之為對伴侶的忠貞（fidelity）。西諺有云：「要維繫一段婚姻，關鍵在於不要做任何伴侶無法饒恕的事情」（Marriages depend on avoiding the unforgivable），這當然是指通姦了。誠然，一個丈夫不管怎樣克盡厥職，一旦被妻子發現「不忠」，他的優良「業績」馬上就會一筆勾銷，從此被定性為「衰男人」。至於一個紅杏出牆的女人，所承受的千夫所指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比起「行差踏錯」的男人更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此可見，獨享伴侶的身體，而非虛無縹緲的「愛情」，才是婚姻的真諦。問題是按照婚姻的遊戲規則，你若是要擁有伴侶身體的主權（sovereignty），便要同時放棄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autonomy）。婚姻是既虐人又自虐、讓你同時做奴隸與主人的荒謬劇場，難怪絕頂聰明的錢鍾書將它比喻做圍城——城裏的想出去，城外的想進來；結了婚的想回到當初戀愛的時候，戀愛中的渴望為對方戴上幸福的指環。

婚姻令奉公守法的尋常男女互相殺，這不是好萊塢電影《錯對家》（The War of the Roses）的大話西遊。馬克吐溫一早已經說過，所有的夫婦都想殺死對方，但投入與認真的程度各異（All husbands and wives are trying to kill each other; they only differ in how hard they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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